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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ooaj 笔名:ooaj 地区: 行业: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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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仰视夜空,发现那颗或明或暗的星,是属于我的,我来自那里。。。 说实话,不喜欢下雨,不过是发泄;但又好那种洒脱豪爽,那种霁后的清新。妈的,又想起江南了,还有童年。。。 快意人生一百岁,我自信马游青天
Acacia Confusa
实力与冲突
在国际格局变换中,一般认为,大国实力的迅速上升必然会引发大国之间的安全矛盾,并随着实力接近,而关系愈加紧张,尤其是在霸权转换过程中(不论是地区还是全球),必然经历冲突乃至战争,例如英德之间、美日之间等,从而最终完成霸权地位的再次确立。
但在近代美国崛起,取代老霸主英国的过程中,两国之间不但并没有爆发战争,反而随着实力的接近而愈加缓和。
对此,一般解释为民主和平论,认为英美同为民主国家,而民主国家很少(或从不)相互打仗。"民主和平论"认为单位层次上的民主政治结构与民主和平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并把这种因果逻辑归结为民主国家存在政体上的两个根本制约因素,一是公共舆论或国内政治机构的监督与平衡对政府决策的制约作用;二是民主标准和文化因素的共同特点。由此认为民主国家之间虽有利益冲突,但因为拥有了这些标准和制约因素,可以通过协商方式来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战争或威胁。[①]另外,美加学者对于英美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冲突进行了具体分析。[②]一方面,民主和平论是否可以合理解释这一政治历史现象;另一方面,实力对比变化与冲突大小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对于以上问题的研究,尚未发现有突出成果。
本文以自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大危机爆发前即1850~1929年的80年间英美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两者实力对比与冲突关系演变的分析,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英美霸权转换过程中,两国关系演变的基本轨迹;(2)两国实力对比接近时,冲突关系为什么逐渐缓和?
选取1850~1929年的英美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1)这一时期,两国实力趋于接近,主要表现为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以来美国实力的增强;而1850年前,包括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两次英美战争时,两国实力相去甚远;到了1929年大危机后,尤其是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后,开始出现美英特殊关系。
(2)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经历了由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过程;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从而英美交往逐渐增多,利益冲突也随之增多。
(3)这一时期爆发了许多重要战争,如英布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说明战争仍然是大国之间普遍采用的政策手段。
(4)英美作为相继的两大霸主,霸权期最长,通过对这两个大国的实力与冲突关系的分析,更能体现出国际体系中行为主体关系的一般特点[③]。
一、 经验描述1.实力对比变化
国家实力大小的衡量标准,在不同的时代是不同的:中世纪以军队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近现代则主要表现为经济和军事合力,到了当代又演变为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实力的内容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因此,本文美英两国实力对比的算法采用:
美英当年的大致实力比=[美英当年的经济实力比(能耗比与钢产量比的算术平均值)+美英同年的军事实力(军费)比]/2。
这种算法没有涉及国家战略意图(及其实现)等软实力的指标,但并不是说软实力对于国家间冲突关系的影响不大,反而恰恰相反,只不过不易衡量,而且由于本文只需取其实力对比的大致趋势,故先不涉及,但在必要时将予以分析讨论。
图1 |
从图1中可知,美英实力对比并不是持续稳定增大的,其中经济实力比的增长波动较小。在1861~1867年间由于美国内战的影响,军费激增,但这并不能反映美国对外维护本国利益所显示出的军事实力,故其对大致实力比的影响,可暂忽略。因此,以大致实力比大小为基础,同时参考经济实力比,将这一时期分为三个实力对比阶段:
(1)1850~1889年:小于0.8(0.31~0.68)的美英实力接近阶段;
(2)1889~1900年:0.8~1.2 (0.80~1.06)的美英实力相似阶段;
(3)1901~1929年:大于1.2(1.25~3.24)的美国实力超越阶段。
2.冲突关系演变
两国冲突关系的分析,采用不完全归纳这一时期英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既包括冲突也包括合作,根据具体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两国关系冲突程度大小归类,分为"剧烈"、"比较剧烈"、"一般"、"缓和"和"友好"五级,例如两国积极备战,发出最后通牒等,定为"剧烈";遣返外交代表,表示强硬抗议等,定为"比较剧烈";存在利益冲突而没有上述激烈行为表示,定为"一般";有具体妥协表示的,如提交仲裁、签定和约、表示不干涉等,定为"缓和";战时同盟关系,定为"友好"。
下面先以各时间段为基础,做各阶段具体分析。事例选取主要参考了国内的国际关系史权威著作《国际关系史》(王绳祖主编,第二、三、四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和比较翔实叙述美国外交发展及决策过程的《美国外交史》(S.F.比米斯著,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1)1850~1889年:
1850年,英美在争夺中美洲地峡问题上,冲突凸显。英国海军军官强占了洪都拉斯提格雷岛,冲突程度一般。
1854年,英国在美招募雇佣军;美提出抗议未果后,遣返了英国公使和领事,而英国没有相应遣返。冲突程度比较剧烈。
1856年,美抗议英对墨西哥湾内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舶进行检查,冲突程度一般。
1861年11月8日,发生了"特伦特"号事件,造成了英美关系的重大危机。美国"圣哈辛托"号战舰舰长威尔克斯搜捕了搭乘"特伦特"号英国邮轮的南方同盟特使梅森和斯莱德尔。英国给美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并做了战争准备,派一支八千人的海军舰队满载军需品开赴加拿大,下令暂时禁止武器和军火出口。美国对英让步,释放了南方代表。冲突程度剧烈。
1862年,英国武装南方战舰,美驻伦敦公使亚当斯提出强硬抗议,但没有达到目的。冲突程度比较剧烈。
1871年,英美华盛顿仲裁条约分别通过,基本解决双方当时存在的主要纠纷,包括"亚拉巴马"号事件的道歉(赔偿在日内瓦仲裁中解决)、俄勒冈圣胡安岛边界纠纷以及捕鱼和贸易问题等,英国明显让步,冲突缓和。
1889年,柏林会议美与英德妥协,三方共管萨摩亚,冲突缓和。
(2)1889~1900年:
1895年,美国克利夫兰总统要求把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纠纷交付仲裁解决,英国表示拒绝。两国都为可能的冲突而开始军事准备,美国的计划主要包括入侵加拿大,而英国则开始积极防御。冲突程度剧烈。
1896年,英国国际形势恶化,再加上军事实力分布不利于战争(加拿大侧翼虚弱),对美妥协,纠纷交付仲裁处理。冲突缓和。
1898年,美西缅因号事件,英国不愿干涉,冲突缓和。
(3)1901~1929年:
1902-03年,由于阿拉斯加金矿的发现,英要求把边界交付仲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先在阿拉斯加加强卫戍部队,后同意仲裁,结果对美有利。冲突程度一般。
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会,规定了英美两国在北大西洋捕鱼问题的仲裁。冲突缓和。
1913年,美国威尔逊总统委托国务卿同包括英国在内的主要大国缔结"促进和平"的调停协定,英国立即响应。冲突缓和。
1914年,一战爆发,威尔逊宣布中立,并积极向拉美扩张。冲突缓和。
1917年4月,美对德宣战,同时海陆军规模大幅扩大。关系友好。
1919年春,美国政府批准了1916、1918海军建设方案。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提出"集体安全"原则,与主要由英国推行并得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实力均衡"原则发生冲突;十四点中倡导的"海上自由"原则,被英认为是对其海上霸权的一种威胁。[⑤]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威尔逊承认了当时英国的海军优势,表示除1916方案外,放弃1918年海军计划,以后美国新的海军建设方案通知英国,其时建制不超过英海军规模的2/3[⑥],英国则接受了美国含有门户开放的海上自由,以及不影响门罗主义的原则;同时,以委任统治的方式解决了英国对原德国殖民地的要求,英国没能独占。冲突程度一般。
1920年,美国海军制定了对日作战的"橙色计划"和在两洋同英日同时作战的"红色-橙色计划",认为英日同盟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威胁。冲突程度一般。
1921-22年,华盛顿会议召开,美英达成谅解,以"四国条约"的方式,拆散了英日同盟。在海军军备问题上,美国务卿休斯提出的美英日主力舰比例为5:5:3,美英主力舰在签约三月内各为18、22艘,吨位分别为500650吨和604450吨,[⑦] 满足了英国"一强"的要求。冲突缓和。1927年,美英日在日内瓦举行三国海军裁军会议。冲突缓和。
3.小结
下面将冲突程度"剧烈"、"比较剧烈"、"一般"、"缓和"、"友好"分别记为"+++"、"++"、"+"、"-"、"--",以实力比为基础,将1850~1929年英美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冲突演变大致如下表:
美英1850~1929年冲突关系| 冲突程度 实力比 | +++ | ++ | + | - | -- | 小计 | |
<0.8 | 1 | 2 | 2 | 3[⑨] | 8 | ||
0.8~1.2 | 1 | 1 | 2 | ||||
>1.2 | 3 | 6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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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英美在第二阶段实力接近时冲突关系与第一阶段相比,冲突次数下降,程度明显减轻;而第三阶段,双方缓和次数明显增多。综上所述,英国在美国实力明显较弱时,对美国较强硬,两国冲突也多,程度大;但当英美实力接近时,英国采取了对美缓和的政策,两国间冲突不大;当美国实力明显超过英国时,两国关系趋向于友好。
二、 理论解释在1861年"特伦特"号事件、1895年委内瑞拉边界纠纷中,双方都曾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接近战争的边缘。为什么这几次都没打起来?为什么双方在实力接近时反而较悬殊时更为缓和,而没有表现为"争霸"逻辑所应有的剧烈冲突呢?
通过对这一时期英美两国外交决策过程的具体分析,发现民主和平论难以让人信服。首先,当时的英美(即使是现在)民主制度还不完备,民众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十分不明显:选举过后,决策者就可将民众抛在一边,而且完全不是人民制约战争,反而在冲突爆发时两国民众更具有战争倾向[⑩],如同1861年"特伦特"号事件中的美国政府和1895年委内瑞拉边界纠纷中的英美政府都表现出与公众意图相左[11]。其次,相互生存(Live and let live)和相互尊重的民主精神并没有在国家间建立或者说并不存在,人们更倾向于在共同利益面前的相互认同内部彼此尊重而实行民主。再次,英美几次严重冲突中,从战争威慑到放弃战争,都是基于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的基础之上,战争威慑、战争准备乃至战争本身都是国家政策的合理而有效的组成部分。[12] 这些都是与民主和平理论相悖的。至于那些所谓民主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例子还有很多,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中,因此不加引述,但都可作为民主和平理论的悖论。
下面具体分析英美实力趋向接近时,关系趋于缓和的原因:
1.一战前国际格局决定英国可能让步
就1850~1929年的国际政治格局而言,美国经历了由非主角上升到主角的过程;而且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重心一直在欧洲,英、法、俄、普-德、奥成为角逐欧洲乃至世界霸权的主角。因此,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英美矛盾,而是英法-英德矛盾。
十九世纪末,老牌的英国开始衰弱,他的面前涌现出了一批新老挑战者:老对手法俄对帝国的安全威胁下降了,而德国和美国则是刚刚崛起的新秀,两者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最强,最有可能挑战自己的霸主地位,但比较两者的地理位置、战略意图、军事实力的不同,英国选择了德国作为自己的首要敌人,法俄次之,而对美国试图缓和。因为在19、20世纪之交的争霸体系中,有这样的特征:一是争霸的主要行为体实力相近;二是挑战的行为体不单一。这些特征在与以后的冷战时期乃至当今进行比较时就显得更加明显。
因此,英国面对主要对手德国、次要对手法俄的威胁,对美国则往往选择妥协。例如1871年英国政府同美国和解的华盛顿仲裁,是因为普法战争和俄国在1870年10月31日宣布废除巴黎条约关于黑海中立化的条款;英国希望美国在可能的英俄战争中能信守中立,至少不为俄国建造"亚拉巴马号",因此他在华盛顿条约中对"亚拉巴马号"一系列事件对美道歉,并在以后的日内瓦仲裁中支付了赔款,以及使圣胡安岛边界纠纷获得了对美有利的解决。[13] 又如在1895-96年的委内瑞拉边界冲突中,1896年1月2日,德兰士瓦事件的爆发成为危机解决的转折点,"克利夫兰的委内瑞拉咨文对英国的影响,同德皇电报发表之后所受的震动比起来,还算是温和的"[14]。因此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有利于英美缓和。
2.一战前冲突没有涉及英国核心利益
英美的利益重点有着不同的两圈,两者避免了根本利益的冲突。英国把目光主要放在欧洲,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争夺和矛盾冲突是其欧洲矛盾的衍生物和具体表现,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欧洲为基础;英国的利益虽广布全球,但其核心利益在于西欧,其次看中的是通往近东、中东和远东的交通要道以及在那的殖民地,例如直布罗陀、埃及、南非、伊朗、印度等,而这些地方都没有被美国选取作为争夺的目标。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实力以至不愿涉足欧洲事物;被美国所看重的西半球,并不涉及英国的核心利益,它和西欧、亚洲相比,总是放在次要的位置上[15]。因此,英国就可以根据冲突利益的重要程度,而有所取舍,从而使对美缓和的可能性增强。
那些被民主和平论者津津乐道的1870~1914年间的几次重大英美仲裁,连比米斯也承认这"不牵涉任何一方的‘重大利益'"[16]。以1895年两国因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纠纷而冲突最剧烈时为例,英国在没有盟友的"光辉孤立"中,在"圭亚那的丛林边界这个不值一提的问题(牵涉到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而对英帝国来说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上同美国处于战争边沿"[17]是不明智的,从那时起,英国对美外交就遵守着妥协的原则,从而"听任美国在美洲这块土地上自行其事",1896年张伯伦发表著名演讲,表示"不贪图美洲的一英寸领土,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是荒唐的......"[18],实质上承认了美洲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而英国不再干涉。这样在更为重大的利益(南非)面前,英国就更易于放弃与美国的次要的冲突利益(拉美)。
3.战后英无力与美争霸
当英国拥有霸权的时候,他没能足够重视美国,或者更准确些说,英国曾在两国实力对比十分有利于己时(第一阶段),试图借美国内战的机会,以武装干涉来控制美国;当时驻伦敦的美国外交官根据一位英国外交官的透露向国内报告说:"英国政府的目的就是和我们作战,而且帕麦斯顿勋爵希望在我们......无任何准备的时候立即开始打。"[19] 但因林肯的及时让步而没找到充分的借口而最终失败。
到了一战以后,英国和他的欧洲宿敌一起被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却趁势崛起了,正如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大国的兴衰》中所说的"到了1918年美国成了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强国"[20],而英国则再无实力与其一战。英国的霸权在于海上,如果说连一战后英美海军之争这一最可能爆发战争的问题上两国都和好了(事实上,也就是如此),那么他们就很难再打仗了。1921年华盛顿海军会议,英国一强标准的维持,与其说是外交上的成功,不如说是体面的挣扎,或是霸权失落的开始;英国因国内经济困难,主动放弃了"两强标准", 劳合·乔治政府不敢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以致不断妥协,不愿在海军问题上刺激美国[21]。
其实美国崛起的过程中,爆发了战争,只不过其挑战的目标不是英国,而选择了老大不掉的积弱的西班牙。如果说英美争霸必需一场战争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两国分清实力对比的战场了。
4.美国的争霸策略得当
在当时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美国的实力很强,在19世纪80年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领袖[22]。英国在这种经济格局中,是客观受益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依赖于美国的棉花、粮食等原材料,并向美国出口工业制成品;而19世纪末美国在电力、钢铁、硫酸、汽车、民航和半导体制造等新兴工业部门的飞速发展,则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23],而没有挤占英国传统工业品的国际市场。英美贸易的依存度相当高。在1859年,由于对美国棉花进口的依赖,英分别同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签定协定,放弃了自治领,并把曾引起英美纷争的巴亚群岛并入洪都拉斯;1916年,美提供给以英国为代表的协约国贷款约$20亿,而德国仅$2000万[24]。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并没有把经济实力转换为相应的军事实力,1914-17年美军各年军费仅相当于英国同年的15%、6%、4%、9%[25];尤其美海军的规模,在一战前远小于英国,即使在1919年,也只相当于英海军的60%[26]。这是因为,长期的"门罗主义"和"孤立主义"左右着美国的外交决策:控制美洲而不干涉欧洲成为美国的长期战略。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层进的几圈:首先是北美,进而是拉美,然后是太平洋岛屿,继而是远东。
战略口号的提出,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以其军事经济实力为基础的。随着硬实力的增强,战略目标及其实现政策也在逐步发展。同是对拉美的争夺,1850年美国总统泰勒面对英国海军的强硬行为而选择了妥协,因为"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当时愿意在地峡问题上或任何其他问题上惹起一场同英国的战争"[27],此时的美国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实力上都无法与英国抗衡;但到了1895年的委内瑞拉边界纠纷中,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发表了高举"门罗主义"的国情咨文,表示愿为此一战。[28] 两相比较,美国在介入1895年纠纷时的理由反而远不如前者充分,而结果一软一硬,反应判若两人,究其原因,无非是实力(硬实力和以其为基础的软实力)增强了。而且美国的战略充分考虑了英国的接受程度,例如1898年"门户开放"的提出没有伤及英国的既得利益,反而有利于英国在远东的进一步扩张。因此,恰当的战略意图利于英国对美让步。
同时美国又可以利用他国的"水鸟困境"[29](包括担心别国在自己冲突中渔翁得利以及敌对国结成同盟),利用其既远离欧洲大陆又与欧洲保持着某种联系的优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置身欧洲纠纷之外,避免战争强有力的冲击作用,并采用灵活外交手段,在多方利益交错中实现己方利益最大化。
三、 理论总结
1850~1929年的美国与英国经历了实力接近、实力相似、实力超越三个阶段。
在英美实力接近时,双方关系多表现为冲突,程度较高,英国曾试图以武力控制美国而没有成功;在两国实力相似时,双方冲突次数减少,程度降低,缓和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国际格局有利于美国崛起,英美冲突不涉及英国的核心利益,再加上美国的战略政策得当使英国成为客观受益者,美国利用这些优势而迅速崛起;当美国实力明显超越英国时,英国就再无力对抗美国而不断调整自己的世界战略,而美国也受到国内孤立主义的影响,这样两国关系趋向友好。
由此可见,虽然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冲突本身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国际政治格局(如欧洲中心、英德矛盾)、各国的外交战略(如美国的门罗主义、孤立主义)、国际机制的发展(如国际仲裁、和平解决争端机制)以及外交决策者个人(如林肯的让步)等众多偶然因素,影响着国家间冲突的剧烈程度。
国家间结构即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即使是大国之间,也并不一定会引发相互间的剧烈冲突战争。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避免以及如何避免,就必须具体考察实际的国际国内环境。
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国际、国内环境给他帮了大忙,其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是否具有借鉴意义,还需进一步研究。
附录:英美1850~1929年大致实力比
| 年份 | 实力比 | 年份 | 实力比 | 年份 | 实力比 | 年份 | 实力比 |
| 1850 | 0.31 | 1870 | 0.48 | 1890 | 0.80 | 1910 | 2.13 |
| 1851 | 0.24 | 1871 | 0.51 | 1891 | 0.80 | 1911 | 1.98 |
| 1852 | 0.30 | 1872 | 0.55 | 1892 | 0.87 | 1912 | 2.29 |
| 1853 | 0.38 | 1873 | 0.56 | 1893 | 0.87 | 1913 | 2.18 |
| 1854 | 0.15 | 1874 | 0.51 | 1894 | 0.77 | 1914 | 1.53 |
| 1855 | 0.19 | 1875 | 0.46 | 1895 | 0.82 | 1915 | 1.68 |
| 1856 | 0.20 | 1876 | 0.41 | 1896 | 0.77 | 1916 | 1.93 |
| 1857 | 0.30 | 1877 | 0.37 | 1897 | 1.00 | 1917 | 1.93 |
| 1858 | 0.28 | 1878 | 0.41 | 1898 | 1.44 | 1918 | 2.33 |
| 1859 | 0.22 | 1879 | 0.46 | 1899 | 1.01 | 1919 | 9.36 |
| 1860 | 0.25 | 1880 | 0.53 | 1900 | 1.06 | 1920 | 2.54 |
| 1861 | 1.93 | 1881 | 0.55 | 1901 | 1.25 | 1921 | 3.15 |
| 1862 | 3.01 | 1882 | 0.59 | 1902 | 1.38 | 1922 | 3.17 |
| 1863 | 2.81 | 1883 | 0.56 | 1903 | 1.55 | 1923 | 2.98 |
| 1864 | 3.72 | 1884 | 0.55 | 1904 | 1.57 | 1924 | 2.56 |
| 1865 | 0.84 | 1885 | 0.46 | 1905 | 1.80 | 1925 | 3.06 |
| 1866 | 0.57 | 1886 | 0.58 | 1906 | 1.85 | 1926 | 5.41 |
| 1867 | 0.73 | 1887 | 0.63 | 1907 | 2.05 | 1927 | 2.77 |
| 1868 | 0.52 | 1888 | 0.68 | 1908 | 1.74 | 1928 | 3.22 |
| 1869 | 0.53 | 1889 | 0.68 | 1909 | 2.12 | 1929 | 3.24 |
参考书目:
中文
1. 任晓编,《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上海,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
2. 谭君久,《当代各国政治体制:美国》,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二、三、四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4. (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5.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英文
1. Blainey, Geoffrey, The Causes of War,3rd ed. (South Melbourne:Macmillan Co. of Australia,1988).
2. Brown, Michael E. ed., Theories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8).
3.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ⅹⅸ.
4. McKercher, B.J.C. e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20s: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1).
[①] 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340页;任晓编《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上海,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290页。
[②] 参见B.J.C. McKercher e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20s: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1991).
[③] 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pp.72~73.
[④] 原始数据资料摘自ICPSR: J. 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1816-1985, (Ann Arbor, MI: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February 1993).计算结果参见附录。
[⑤] Cabinet Meeting, 16 June 1921, CAB 23/26, cited from B.J.C. McKercher e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20s: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1991),p.61.
[⑥] 韩莉,"竞争与妥协:巴黎和会上的美英关系",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53页。
[⑦]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四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⑧]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四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⑨] 包括1896年的仲裁,该年对比值为0.77,参见附录。
[⑩] 参见(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2、171页;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357页。
[11] 参见Christopher Layne ,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 Michael E. Brown ed., Theories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8), pp.194~197.
[12] Ibid, p.197.
[13] (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1页。
[14] 同上书,第224页。
[15] 参见William R. Thompson ed., The Evolution of A Great Power Rivalry,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p.218.
[16] (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2页。
[17] 同上书,第225页。
[18] 同上书,第225页。
[19]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
[20]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ⅹⅸ.
[21] B.J.C. McKercher ed. ,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20s: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1),p.60.
[22] William R. Thompson ed., The Evolution of A Great Power Rivalry,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p.212.
[23] 参见William R. Thompson ed., The Evolution of A Great Power Rivalry,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p.212.
[24]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25] 军费数据来源J. 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1816-1985, (Ann Arbor, MI: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February 1993).
[26] 韩莉,"竞争与妥协:巴黎和会上的美英关系",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53页。
[27] (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5页。
[28] Christopher Layne ,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 Michael E. Brown ed., Theories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8), p.194.
[29] 参见Geoffrey Blainey, The Causes of War,3rd ed.(South Melbourne:Macmillan Co. of Australia,1988),pp.57-67.
3·11、9·11与美国安全战略
凤凰涅槃、EU与鹅肝酱
——维克多·雨果
在5月9日第十一个欧洲日悄然到来的时候,欧盟这个大家庭刚刚添了新丁;从西班牙的沙漠到斯堪的那维亚的冰峭,从希腊的奥林匹克到冰岛的圣山帕特里克,从波罗的海的梦幻海岸到地中海的明珠岛国塞浦路斯,新的欧盟大家庭25个成员国已经站在同一面蔚蓝的欧盟旗帜下共唱"欢乐颂"了。53年前的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倡议建立欧洲煤钢联营,并希望以磋商和妥协而不是以战争和冲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寻求建立一种新式的机构来实现人们企盼了千百年的欧洲和平。
一千五百三十多年前的这片广袤土地,曾目睹过庞大的西罗马帝国的崩溃。随后在1348年又经历了黑死病的洗礼,以后的450年中,欧洲人民一齐生活在战祸频仍、制度紊乱、饥馑穷迫的炼狱中,而这种共同的痛苦经历却是培植近代欧洲理智与情感的重要条件之一。到了15、16世纪,就是这么一个充满危机的欧洲,默默地孕育了理性和科学,犹如浴火的凤凰,历经多少流血灾难而获得新生,使人类近代文明这朵艳丽之花,最先绽放在这里。1648年的维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始了欧洲早期的民族国家聚在一起寻求欧洲和平的尝试,人类社会有组织秩序的梦想自伊而始。但路漫漫,何其难也。欧洲和平成了挂在政客嘴上的缥缈烟云,成了上帝留在人们潘多拉盒底的最后希望,成了铁与火对人类本性的轻蔑嘲弄。当历史上两次惨绝人寰的大战之火在欧洲熄灭的时候,人们有理由企盼这个诞生了达芬奇、伏尔泰、牛顿、笛卡儿、贝多芬的土地会再度重生,使这只凤凰经历涅槃之火的洗礼,而迎来了永远的和谐与安宁。欧洲人共同的历史和价值就是整合这一切的理由。
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巴黎签订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7年3月,这六个国家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罗马条约》。1965年4月8日,六国签订的《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的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73年后,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加入欧共体,成员国扩大到12个。欧共体12国间建立起了关税同盟,统一了外贸政策和农业政策,创立了欧洲货币体系,并建立了统一预算和政治合作制度,逐步发展成为欧洲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代言人。1991年12月11日,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亦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联盟的宗旨是"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的个性"。1993年11月1日《马约》生效,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 EU),才终于成为一个具有开创精神的政治经济实体出现在蔚蓝色的地球上,从此欧洲可以在这片淡黄花粉般星云的笼罩下心连着心了。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他们或许并没意识到,欧盟的重要成就之一便是和平———如经济稳定、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边界被取消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有90%的欧洲民众要反对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太多的战争回忆使欧洲走到了一起,使欧洲人学会了妥协。欧盟的任何决定都是由成员国共同作出的。它需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整个欧盟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妥协文化背景下发展的。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的潮流中,欧盟凭借其较强的决策能力和机构,通过彼此合作,在统一市场的多个经济领域,依然保持着高效的竞争力。
人们往往喜欢夸大欧洲国家的文化差异,而冷观欧盟这支潜力股的发展,说道,法国有法国的鹅肝酱,是浪漫百合的骄傲;而德国有德国的大众、拜尔,"德国制造"就是质量信誉的保证:仿佛入了盟以后,酱就会变淡,车就会走型一样。其实在布朗干酪的法国标签旁再贴一个欧洲制造,既不会影响到法国文化也不会妨碍乳酪成色本身。欧洲的文化其实没有坚不可摧的底盘,大仲马小说中的三剑客,跨越芒什海峡在英、法两国行事,他们是欧洲性的人物,他们属于欧洲。欧洲国家之间的不同文化不会弥和,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的建构主义不仅解释了这一点,同时又会促进欧洲认同的整合。艾略特说过,"文化是棵树",但种树的毕竟是人。
如今,我们很自豪地庆祝5月9日这一欧洲日,因为我们正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